這房子裡飛翔著許多小鳥。房子有一條通往上天的出路，只是小鳥們找不著。其中能力高強一點的，自以為找到了，就帶著追隨者亂飛亂撞，頭崩額裂。
聖經的回答是....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陳耀南
廣東新會人。 一九五八年獲政府獎學金進崇基學院攻讀化學，不久改習中國文學。一九六二年以該校畢業成績最優生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一年制課程，獲最佳教學及論文獎。畢業後應聘英華書院，任文憑教師。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回校重修一年學位課程。一九六六年得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學位，出任英華書院中文科主任。一九六八年升任副校長。一九六九年以論文《清代駢文研究》獲文學碩士。
一九七三年，轉職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語文系高級講師。
一九七五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一九七九年以論文《魏源研究》獲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以"外國人學者"銜，應聘客座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八四年底升任港大高級講師。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出任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研究教授。翌年獲台灣教育部審定頒授終身正教授銜。二零零一年八月起任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多年來，應邀擔任學術教育演講及各類學藝活動評判達數百次。經常在電台、電視台主持文教節目，並為報章雜誌寫專欄。
陳耀南博士
我說個比喻：這房子裡飛翔著許多小鳥。房子有一條通往上天的出路，只是小鳥們找不著。其中能力高強一點的，自以為找到了，就帶著追隨者亂飛亂撞，頭崩額裂。
古今中外，世界上的人都在找尋幸福快樂之路。有些智能出眾的人，被尊為一代聖賢，其實只如上述，是領著跟從者亂飛的鳥，許多盲闖亂撞，加速死亡；較好的也不免冤枉迂迴，誤人誤己；最好的，不過在本族本類中作好準備，就像太陽出來之前，驅除黑暗的油燈。
以色列之外的萬國萬邦，耶穌基督降生之前之後的百代千世，都有許多人間的導師賢哲：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孔孟老莊、穆罕默德、馬克斯、佛洛伊德、杜威、羅素等等，他們的智慧與主張或者接近聖經，或者與福音遠離，最差的是「各樣的異端」、「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他們許多自以為有智慧，結果「中了自己的詭計」；稍好的則是「向上帝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因為不知道上帝的義…。」（經文出處：以弗所書四14；哥林多後書十5；哥林多前書三18至19；羅馬書十2至3）
一、先有上帝，後有孔子
孔子可說是上帝賜給東亞世界的一位「行義」教師。古人說，孔子是「天縱之聖」，又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是說，孔子顯揚了人性的光輝，破除了無知的黑暗。當然，孔子也是「天」所生的，先有上帝，後有孔子。
孔子是商朝貴族後裔，商朝重視祭祀。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到一千年間的殷商王朝，篤信鬼神，崇尚祭祀，可惜後來殘暴不仁，失去民心，政權於是落在周的手上。新時代的朝野上下，認為祭祀並非最重要，修德安民才是要緊，天意就在民意之中。
不過中國人並不在這個時代轉折關鍵上尋找真正的獨一真神，而是漸漸冷淡疏遠了生死鬼神問題。《左傳》昭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二四），孔子二十多歲，他所敬佩的鄭國大政治家子產有句名言：「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正如孔子自己所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些簡明扼要的話，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精英共識：尚德、務實。從個人到國家，一生都以道德為主。（出處順次：論語先進篇、雍也篇、八佾篇）
儒家講「憑仁知義」，「仁」便是人心的道德自覺，即是所謂「良心」、「良知」。孔子是第一個大講「仁」道的思想家。他說：「仁者愛人」，「仁」與「人」可以說同音同義。「仁」又有「核心」的意思。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核心本質就是愛。愛自己，所以不甘淪為禽獸，認識到人的高貴；推而廣之愛同類，甚至愛及一切生命。所以孟子推衍孔子之教，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王陽明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是最偉大的擴展了；而整個開始就在「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的一念之生。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只要我自己真真正正有這個覺悟，一切道德作為就開始了。這就是王陽明所謂的「知行合一」，就是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所在。從這個「仁」的中心，在人際關係網發射人類之愛，於是有所謂五常、四維八德。「是非善惡」是人所應當明辨的，「壽夭窮通，成敗得失」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所能做，所應做的，就是「知命守義」。不錯，所謂「人定勝天」只是一句有限度的安慰勉勵的話，更老實的是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究竟是什麼呢？（順次出：顏淵、述而、顏淵篇）
孔子以及他的後繼者還是尊天、敬天的，但他們沒有更大的興趣與能力去探究。他們相信道德的根源就在良心。良心是誰給予的呢？他們沒有再向上探索。後來有些大儒受了佛教、道家影響，認為人心就是一切的根本與主體。從宋、明理學家到現代的所謂新儒學大師，都是這個說法，沒有把上帝看作上帝，「他們的思念就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馬書一21-22）
從宋朝到近代，孔子的賢徒高足，代不乏人，有道德、有聰明，卻是「昏暗愚拙」，不明人性軟弱。最明顯的一件事：為什麼不讓婦女受同等的教育？為什麼竟讓婦女纏足成為幾百年的禮法習慣？對這些野蠻愚蠢的群眾行為，談仁說義的宋、明理學家有說過一言半語嗎？人的良心到哪裡去了？從孔子以下的歷代儒者，對人性軟弱的罪惡來源，都不能有清楚深入的認識與交代。理學家也只是籠統歸咎於所謂「氣質之性」，於是整個儒家的人性論過於樂觀，只能有限地「教人」，沒辦法有效地「救人」了。
二、雖有孔子，無奈天子
不只婦女，不只近七百年，二三千年來，所有人都受害的，就是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眾人之事應當由眾人平等合作，共同管理，這樣才合乎良知，這也是現代三歲小孩都知道的「民主」了。
偏偏古書上的「民主」（最先見於《尚書》），不是「以民為主」，而是「為民之主」。人民的數目越多，主人的權力越大，地位越高，終於就以七情六慾的凡夫俗子而做了人間的上帝。
春秋戰國時代，周室衰微，諸侯割據，殺伐不休，都想做天子。秦始皇完成帝業，從這位典型的專制暴君，到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懦弱的宣統，二千多年來，不論強弱愚智，只要登上大寶座，便是億萬黎庶的奴隸主。
從漢朝開始，歷代君王用的，其實仍然是法家尊君卑臣、奴役萬民的那一套，只是用儒家之禮來美化包裝；講相對道德，所謂父慈子孝，臣事君以忠的一套片面的道德。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最高統治者肆無忌憚地放縱獸性，被統治者趨吉避凶地發展奴性，逢迎上意，種種罪行與醜態都是由此而變本加厲。暴君名正言順地奴役侮辱數以千百計的良家女子，因此又有宦官；宦官、外戚又與奸臣糾結或鬥爭，共同毒害國家百姓。歷代不知多少人飽讀孔子之書，愛國忠君，反而往往為昏君、暴君甚至奸臣所害。
三、既有耶穌，不要孔子
歐洲人本質並不比中國人好，只是普遍接受了基督教之後，人人從少到老都被提醒：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三23）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三10）
「在主裡聽從父母。」（以弗所書六1）
「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五29）
所以他們的「政權」始終不能凌越「教權」，而且羅馬帝國崩解之後，歐洲長期列國分立，君主沒有大一統的威權，人民有轉徙逃避之餘地，發達的科學精神和經濟技巧配合了信仰，而用之於為主作工，為上帝作地球的管家。要忠誠盡責，準確精密，公平合理，所以有先進的人權、法治、科學、民主。他們可以沒有孔子。
差不多八百年前（一二一五），南宋、金朝的皇帝仍接受三呼萬歲，成吉思汗繼續指揮蒙古騎兵殺人如麻，英國的無道之君約翰，最後屈服於教權、民權，簽署了「大憲章」，開展了後世萬邦典範的議會民主政治。
二百七十多年前（一七七六），乾隆下令燒毀對滿清不敬的文字，號召臣民效死忠於當代的君主，遙遠的西方，北美十三州的基督徒卻早就知道「尊敬君王」是為了「敬畏上帝」；「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令」，是為了「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一旦到了抉擇關頭，「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參看彼得前書二17，提多三1；使徒行傳五29）。
在一七八九年就職演講中，美國首任總統，開國元勳，基督徒華盛頓說：「在我任職的首要之務，就是熱切祈求支配宇宙的全能之主…，補救人類的缺失。…他的賜福能使美國人民自由幸福…。」又說：「向…造物者表示敬意這方面，我相信全國人民都不下於我。」
聖經說：「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詩篇卅三12），因此，他們沒有孔子，卻實現了孔子以至其他哲人許多理想。這些理想在同一年代的中國，仍然是夢想。
嘉慶廿三年（一八一八），偉大的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成立英華書院，這是第一個以華人為對象的基督新教機關；第一本中文聖經就是由他譯出。兩年後，道光皇帝承接了一個百病叢生的天朝大國。二十年後，就首次敗辱於前所未見的海上霸王英吉利，打開了通商、傳教的缺口，開啟了當時先知先覺的士大夫所謂「五千年未有之大變」。
以後是一頁頁令華人憤慨，令真正基督徒痛心的殖民帝國交相侮辱中國的歷史。熱誠的西教士不幸與侵略軍隊、海盜、不法商人混在一起。更不幸的是他們之中，許多也免不了當代白種人的驕傲自大，對東方文化無知，言談態度不要孔子。
四、你有耶穌，我有孔子
上帝的福音到臨神州大地之最初兩個階段：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裡可溫，都是曇花一現，與中國文化互不相關。
第三階段：明清之間，天主教耶穌會士，以利瑪竇為首，激起了不少文化交流的火花。不過，隨著接觸深入，中西價值觀念的矛盾、衝突，就無可避免。教會內部神學與權勢的分歧，更使這些矛盾惡化。除了翻譯名義和曆法主權之外，祭祖祀孔，聖哲評價，君王地位種種問題，無一不成為衝突焦點。利瑪竇去世六年，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中國第一宗反基督教風潮爆發，即所謂「南京教案」。從此懷疑、抵制、反對、逼迫、仇恨…，不斷重演，直到近代。
清朝康熙大帝雄才大略，好學不倦，起初對聖經稍有涉獵和好感，不久就與梵蒂岡教宗間發生「禮儀之爭」。他死後，雍正帝下令禁教（一七二四），從此福音在中國又處於斷滅狀態，一百二十載。
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蜂湧而來的傳教士多不像馬禮遜、理雅各等尊重中國文化。他們忘記了耶穌的教訓，染上十九、二十世紀之間歐洲白種人那種驕傲自大。由輕視清政府而輕視整個東方文化。他們為不義之戰的勝利而歡欣，過分熱心於不擇手段的信仰征服。到冒充基督教的太平天國興起，有些西教士甚至以為洪秀全就是中國的君士坦丁。
也有虔誠嚴謹的西教士，只傳福音，不借助人間的炮火。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立和領導的內地會，就堅決拒絕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方便。他們以內陸的貧苦百姓為對像，樸實而直接地傳播福音。另外一批同樣熱心的傳教士：丁韙良、李提摩太、林樂知等，就以廣學會之類翻譯出版機構為基地，推進中國的維新運動與現代化；主張對中國文化尊重。
那時，西教士因有不平等條約賦予的治外法權，許多刁莠之民就投機入教，藉教會與洋人為護符，為非作歹。西教士牽涉的教案日多，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也愈甚。種種人類的軟弱與罪性，相激互勵，終於釀成二十世紀前，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的大慘劇！
庚子拳變令人痛心疾首，辛丑和約使中國人受到損傷屈辱。十年之後，腐敗透頂的滿清政權連同三千年的君主專制同被推翻。革命黨人之中，自孫中山、陸皓東、史堅如以下，許多都是基督徒。孫先生倡導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明顯脫胎於美國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念，而這是充滿了聖經訊息的「葛提斯堡演說」末段的名句。不過，這個時期，民族主義是最大的力量。自尊、自強、民族復興，是飽受壓迫羞辱的中國人最大的內心力量。許多人由憤恨殖民帝國與經濟侵略，因而遷怒同樣由西方而來的基督教會「多一個基督徒，便少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句當時流行的看法，連中國哲學大師牟宗三到了晚年，二十世紀將盡時，還是這個看法。
牟宗三領導的新儒學人士，不像他們反對的共產黨那樣反宗教，不過同樣對基督教劃清界線。基於文化、歷史的關係，他們寧願親近佛教。牟宗三晚年所作《圓善論》有首收結的詩：「德福一致渾圓事，何勞上帝作主張？我今重宣最高善，稽首仲尼垂意章。」哲學大師的高見是：「道德」與「幸福」一致，這最高層次的「善」，孔子早已宣示了；作為中華文化的傳人，我們不需要西人的、基督教的上帝。許多富有民族自尊，特別是念文、史、哲的知識份子，都冷淡的說：「你有耶穌，我有孔子」。
五、既叛耶穌、亦棄孔子
牟宗三教授念高中、大學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的思想界風潮：崇科學、尚人文、反基督教。那時，西方自我主義（以個人的理性判斷一切，代替超越的上帝）、科學實證主義（認為一切知識、經驗都要通過科學）、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宇宙的第一性，物質之外沒有所謂靈）、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國際上的森林定律也是：強者後亡，弱者先絕。沒有愛）種種思潮，雜亂地湧進中國。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就認為：少年的新中國既不要佛教、道教的土迷信，更不要隨著戰艦大炮而來的洋迷信----基督教！
「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鴉片」，這是共產主義唯物論者的著名說法。一切人類價值理念都以經濟生活為基礎；生產力、生產關係決定了政治、道德、藝術等等上層建築，形成了不同階段，和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遞嬗，最後是消滅一切階級的共產世界，到那時，一切宗教也就歸於無有；因為天國已經在人間實現。馬克斯、恩格斯上述的書生之見，到了俄國革命家列寧手上，就變成一套政治策略。俄國是基督教東正教的大本營，於是查經班變成學習小組；認罪、告解變成坦白交心；少年團契變成共青團，各級主教變成各級幹部。有些大陸封閉了幾十年的朋友，初到外邊教會就說：「唉！都跟我們在黨裡學習一樣，還有唱歌。」這話應該掉轉講。是的，許多地方都相似，不似的只有核心。
共產黨的手隨著十月革命成功，推展向全世界。一九二一年西方色彩最濃的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有神與無神、創造與進化、崇黨與唯物、基督福音與共產黨，一切核心觀念都相反，無可妥協。說可以調和的，不是身份不明，就是頭腦不清。一九二二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召開國際大會於當初由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所建立的清華大學，而由國立京師大學堂蛻變成的北京大學，學生們就發起「非基督教大同盟」來對抗。組織者的影響何來？當然可以用常識判斷了。
中華大地文化悠長而深厚，任何外來思想信仰，都難免受激盪、同化。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佛教，不過佛教也要經歷千多年的和平融合。基督教兩千年來，卻已經有了嚴密的西方架構和濃烈的西方色彩，而西方文化又與中國如此殊異。中國從古自視為「天下」，以君王為「天子」，以「政治」統轄「宗教」，以不斷改裝、利用的孔子為文化偶像；而發達於西方的基督教，與起於西方而又反西方的共產主義運動，卻同樣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的統攝性信仰。這樣，東、西，新、舊，中國的人心可以說混亂複雜到極點了。
從首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之後不久，西方教會又發生了神學的分裂。向流行科學讓步的，放棄了「道成肉身」、「復活升天」種種神跡信仰，視之為比喻，著重於社會事工，稱為「自由派」、「新派」；而堅信聖經無誤，持守正統信仰者，稱為「福音派」、「基要派」，兩者的矛盾、紛爭也傳到了中國。許多學生運動、青年會等活躍分子，後來都變成中共的地下黨員或者同路人。湯清在《基督教百年史》說得好：「當時一些知識份子大都以陞官發財為目的，以『革命'為時髦。既沒有超自然、超物質的信仰，更沒有從這種信仰所產生的道德力量、犧牲服務的精神、明智的眼光，安得不墜入那有主義、有訓練、有組織、善宣傳，為爭取政權肯犧牲的少數野心家之手？耶穌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裡麼？'」（路加福音六39）
四十年代末期，神州大陸天翻地覆。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政之後，實施毛澤東「矛盾論」的戰略----拉攏、馴服次要矛盾，打擊、消滅主要矛盾；對抱有幻想或其他目的而靠攏的教會領袖給予權位，利用他們孤立、打擊福音信仰的堅持者。韓戰發生，中共與西方世界兵戎相見，更加攻擊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驅逐所有西教士出境，關閉所有基督教學府。以吳耀宗、丁扁訓等主持三自教會，查緝、禁制地下家庭教會。著名傳道人王明道、倪柝聲等被囚下獄。中共許多作為都反對中國傳統，賤詆儒家不遺餘力，而「以政統教」卻比傳統嚴厲得多，可說是「既叛耶穌，亦棄孔子」。
六、幸有耶穌，成全孔子
建設社會、維持世界的原動力是人間之愛。愛從何來？基督教信仰，是超越而外在的上帝；孔孟學說，是每個人的內心；宋明理學家和現代新儒家，又吸收了佛教的講法，以人心為超越內在的本體。不管如何，相信人心，或者更相信上帝，人類的道德行為才不會是無源之水。
共產主義起於西方而又反西方的崇神尚智，中共長期詆毀「唯心」，醜化儒學，矮化孔子，國民的道德又靠什麼作為根本呢？
孔子儒學當然絕不完美：沒有真正的辦法防範與制裁最高層的權力，就是他致命的弱點。這個致命弱點在不信孔子，更不信耶穌，而又在全國黨政軍教權力一把抓的超級領袖人物身上發作，就毒流天下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中共自己承認的十年浩劫，是中國人由不拜真神錯拜假神，而至受苦受難的高峰。半世紀以來，在政治壓力之下，基督徒從五十年代初期的八九十萬，到二十世紀結束時接近一億，難怪連壓迫信仰者也驚詫：基督教好像不會爆破的皮球，你越打擊它，它就彈得越高。
文革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是另一種拜假神的風氣：一切向錢看。隨著改革開放而帶來的經濟、生活提升，以及由外間洪水般湧入的新資訊，人民富了，就自然想提升生活素質，提高文化，於是，一棒打死說過去是封建，一筆抹煞說西方是腐朽這類愚民政策，隨著古籍的重印，電視、電腦的流行，而徹底破產。憂國憂民，敢說敢想的人會反省：
經過一場又一場折騰，為什麼還是念過四書五經的人多一分淳厚，在所謂新文化中長大的人，反而更涼薄？
五千年的文化，諸子、佛教的智慧，為什麼始終制衡不了皇帝極權，以致人們「伴君如伴虎」？
民主、科學、法治、人權都遙遙領前的國家，為什麼都以基督教為普遍信仰？
中國傳統的「以人為本」、「以政領教」、「以君為尊」、「崇信自力」是否都要重新檢討？
人性真的善良嗎？共產黨員真的是特殊材料所造嗎？
人性為什麼如此不可靠呢？對此，聖經的回答是：我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馬太福音廿六41；羅馬書七18）
孔子之教，以仁為中心，仁就是愛，不過沒有上帝之愛作為根源，愛的力量就很早枯竭。更嚴重的，屬世之愛一定被邪情私慾混入變質，成了利己損人、黨同伐異的工具。酸風妒雨的男女之愛、「械鬥」不休的宗族鄉黨之愛、納粹黨式的國家民族之愛，都是例子。
孔子認為：實踐仁愛，應當從「家」開始。所以說：孝悌為人之本。移孝作忠，化悌為敬，就可以由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這是千百年來孔子之徒的一貫理想。沒有孤立的個人，個人都屬於家。家是社會，天下的縮影。問題是：
第一，一姓一家的觀念太強，愛就不容易推展到家族以外。結果只是將人間的怨仇、憎恨從「個人」，擴大到族群之間而已。
第二，一家一族之內，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就是小皇帝，即使賢能，因為無所制衡，必然權力中毒。
第三，慈父不一定獲得孝子，忠臣更往往遇上了昏君庸主。所以，儒者所標舉的「修身」、「齊家」、「治國」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更不要說「平天下」了。
人的軟弱，再加上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一夫多妻等等惡習陋俗，交織糾纏在家庭宗族的大渾水，小圈子裡，問題必然叢生。俗語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難怪許多人拿中文「家」字的意、形慨歎：真是家者「枷」也，又大又沉重的一個蓋子下面，一頭蠢豬！在古代，這個孔子解決不了的問題，除了自盡之外，「出家逃禪」是最普遍的出路；如今，聽到了福音，我們應該知道，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穌那裡。
聖經一方面說：「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對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在自己家中學習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喜悅的。」因為「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方面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聽來好像矛盾，其實是一貫的。因信上帝而有真正的愛心，於是就有相應的行為表現。不過，這是「第二個誡命」，一定要以「第一個誡命」為大前提，就是「盡心、盡意、盡性、盡力愛主我們的上帝」。無論忠於國家，孝於父母，慈於兒女都要是「在主裡的」愛。這就是基督之道勝過，並且成全孔子之道。（經文順次：約翰壹書四20；提摩太前書五1至4，三15；路加福音十四26；馬太福音廿二37至40；以弗所書六1至4）
回到文首的比喻，中國人幾千年來，就像房中小鳥，隨著能力稍強的鳥亂飛亂撞，頭破額裂。究竟通天之路在哪裡呢？上帝早有憐憫，基督耶穌降世，神成為人，讓我們能認同，跟隨。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耶穌基督就是世人，是中國人唯一的出路。
(orange)
聖經的回答是....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陳耀南
廣東新會人。 一九五八年獲政府獎學金進崇基學院攻讀化學，不久改習中國文學。一九六二年以該校畢業成績最優生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一年制課程，獲最佳教學及論文獎。畢業後應聘英華書院，任文憑教師。
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回校重修一年學位課程。一九六六年得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學位，出任英華書院中文科主任。一九六八年升任副校長。一九六九年以論文《清代駢文研究》獲文學碩士。
一九七三年，轉職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語文系高級講師。
一九七五年加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一九七九年以論文《魏源研究》獲香港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以"外國人學者"銜，應聘客座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八四年底升任港大高級講師。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出任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研究教授。翌年獲台灣教育部審定頒授終身正教授銜。二零零一年八月起任臺灣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多年來，應邀擔任學術教育演講及各類學藝活動評判達數百次。經常在電台、電視台主持文教節目，並為報章雜誌寫專欄。
陳耀南博士
我說個比喻：這房子裡飛翔著許多小鳥。房子有一條通往上天的出路，只是小鳥們找不著。其中能力高強一點的，自以為找到了，就帶著追隨者亂飛亂撞，頭崩額裂。
古今中外，世界上的人都在找尋幸福快樂之路。有些智能出眾的人，被尊為一代聖賢，其實只如上述，是領著跟從者亂飛的鳥，許多盲闖亂撞，加速死亡；較好的也不免冤枉迂迴，誤人誤己；最好的，不過在本族本類中作好準備，就像太陽出來之前，驅除黑暗的油燈。
以色列之外的萬國萬邦，耶穌基督降生之前之後的百代千世，都有許多人間的導師賢哲：釋迦牟尼、蘇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孔孟老莊、穆罕默德、馬克斯、佛洛伊德、杜威、羅素等等，他們的智慧與主張或者接近聖經，或者與福音遠離，最差的是「各樣的異端」、「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他們許多自以為有智慧，結果「中了自己的詭計」；稍好的則是「向上帝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因為不知道上帝的義…。」（經文出處：以弗所書四14；哥林多後書十5；哥林多前書三18至19；羅馬書十2至3）
一、先有上帝，後有孔子
孔子可說是上帝賜給東亞世界的一位「行義」教師。古人說，孔子是「天縱之聖」，又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是說，孔子顯揚了人性的光輝，破除了無知的黑暗。當然，孔子也是「天」所生的，先有上帝，後有孔子。
孔子是商朝貴族後裔，商朝重視祭祀。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到一千年間的殷商王朝，篤信鬼神，崇尚祭祀，可惜後來殘暴不仁，失去民心，政權於是落在周的手上。新時代的朝野上下，認為祭祀並非最重要，修德安民才是要緊，天意就在民意之中。
不過中國人並不在這個時代轉折關鍵上尋找真正的獨一真神，而是漸漸冷淡疏遠了生死鬼神問題。《左傳》昭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二四），孔子二十多歲，他所敬佩的鄭國大政治家子產有句名言：「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正如孔子自己所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些簡明扼要的話，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精英共識：尚德、務實。從個人到國家，一生都以道德為主。（出處順次：論語先進篇、雍也篇、八佾篇）
儒家講「憑仁知義」，「仁」便是人心的道德自覺，即是所謂「良心」、「良知」。孔子是第一個大講「仁」道的思想家。他說：「仁者愛人」，「仁」與「人」可以說同音同義。「仁」又有「核心」的意思。人類之所以為人類，核心本質就是愛。愛自己，所以不甘淪為禽獸，認識到人的高貴；推而廣之愛同類，甚至愛及一切生命。所以孟子推衍孔子之教，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王陽明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是最偉大的擴展了；而整個開始就在「火之始燃，泉之始達」的一念之生。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只要我自己真真正正有這個覺悟，一切道德作為就開始了。這就是王陽明所謂的「知行合一」，就是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所在。從這個「仁」的中心，在人際關係網發射人類之愛，於是有所謂五常、四維八德。「是非善惡」是人所應當明辨的，「壽夭窮通，成敗得失」是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所能做，所應做的，就是「知命守義」。不錯，所謂「人定勝天」只是一句有限度的安慰勉勵的話，更老實的是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究竟是什麼呢？（順次出：顏淵、述而、顏淵篇）
孔子以及他的後繼者還是尊天、敬天的，但他們沒有更大的興趣與能力去探究。他們相信道德的根源就在良心。良心是誰給予的呢？他們沒有再向上探索。後來有些大儒受了佛教、道家影響，認為人心就是一切的根本與主體。從宋、明理學家到現代的所謂新儒學大師，都是這個說法，沒有把上帝看作上帝，「他們的思念就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馬書一21-22）
從宋朝到近代，孔子的賢徒高足，代不乏人，有道德、有聰明，卻是「昏暗愚拙」，不明人性軟弱。最明顯的一件事：為什麼不讓婦女受同等的教育？為什麼竟讓婦女纏足成為幾百年的禮法習慣？對這些野蠻愚蠢的群眾行為，談仁說義的宋、明理學家有說過一言半語嗎？人的良心到哪裡去了？從孔子以下的歷代儒者，對人性軟弱的罪惡來源，都不能有清楚深入的認識與交代。理學家也只是籠統歸咎於所謂「氣質之性」，於是整個儒家的人性論過於樂觀，只能有限地「教人」，沒辦法有效地「救人」了。
二、雖有孔子，無奈天子
不只婦女，不只近七百年，二三千年來，所有人都受害的，就是政治上的君主專制。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眾人之事應當由眾人平等合作，共同管理，這樣才合乎良知，這也是現代三歲小孩都知道的「民主」了。
偏偏古書上的「民主」（最先見於《尚書》），不是「以民為主」，而是「為民之主」。人民的數目越多，主人的權力越大，地位越高，終於就以七情六慾的凡夫俗子而做了人間的上帝。
春秋戰國時代，周室衰微，諸侯割據，殺伐不休，都想做天子。秦始皇完成帝業，從這位典型的專制暴君，到清朝最後一個皇帝，懦弱的宣統，二千多年來，不論強弱愚智，只要登上大寶座，便是億萬黎庶的奴隸主。
從漢朝開始，歷代君王用的，其實仍然是法家尊君卑臣、奴役萬民的那一套，只是用儒家之禮來美化包裝；講相對道德，所謂父慈子孝，臣事君以忠的一套片面的道德。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最高統治者肆無忌憚地放縱獸性，被統治者趨吉避凶地發展奴性，逢迎上意，種種罪行與醜態都是由此而變本加厲。暴君名正言順地奴役侮辱數以千百計的良家女子，因此又有宦官；宦官、外戚又與奸臣糾結或鬥爭，共同毒害國家百姓。歷代不知多少人飽讀孔子之書，愛國忠君，反而往往為昏君、暴君甚至奸臣所害。
三、既有耶穌，不要孔子
歐洲人本質並不比中國人好，只是普遍接受了基督教之後，人人從少到老都被提醒：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馬書三23）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三10）
「在主裡聽從父母。」（以弗所書六1）
「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使徒行傳五29）
所以他們的「政權」始終不能凌越「教權」，而且羅馬帝國崩解之後，歐洲長期列國分立，君主沒有大一統的威權，人民有轉徙逃避之餘地，發達的科學精神和經濟技巧配合了信仰，而用之於為主作工，為上帝作地球的管家。要忠誠盡責，準確精密，公平合理，所以有先進的人權、法治、科學、民主。他們可以沒有孔子。
差不多八百年前（一二一五），南宋、金朝的皇帝仍接受三呼萬歲，成吉思汗繼續指揮蒙古騎兵殺人如麻，英國的無道之君約翰，最後屈服於教權、民權，簽署了「大憲章」，開展了後世萬邦典範的議會民主政治。
二百七十多年前（一七七六），乾隆下令燒毀對滿清不敬的文字，號召臣民效死忠於當代的君主，遙遠的西方，北美十三州的基督徒卻早就知道「尊敬君王」是為了「敬畏上帝」；「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令」，是為了「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一旦到了抉擇關頭，「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參看彼得前書二17，提多三1；使徒行傳五29）。
在一七八九年就職演講中，美國首任總統，開國元勳，基督徒華盛頓說：「在我任職的首要之務，就是熱切祈求支配宇宙的全能之主…，補救人類的缺失。…他的賜福能使美國人民自由幸福…。」又說：「向…造物者表示敬意這方面，我相信全國人民都不下於我。」
聖經說：「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詩篇卅三12），因此，他們沒有孔子，卻實現了孔子以至其他哲人許多理想。這些理想在同一年代的中國，仍然是夢想。
嘉慶廿三年（一八一八），偉大的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成立英華書院，這是第一個以華人為對象的基督新教機關；第一本中文聖經就是由他譯出。兩年後，道光皇帝承接了一個百病叢生的天朝大國。二十年後，就首次敗辱於前所未見的海上霸王英吉利，打開了通商、傳教的缺口，開啟了當時先知先覺的士大夫所謂「五千年未有之大變」。
以後是一頁頁令華人憤慨，令真正基督徒痛心的殖民帝國交相侮辱中國的歷史。熱誠的西教士不幸與侵略軍隊、海盜、不法商人混在一起。更不幸的是他們之中，許多也免不了當代白種人的驕傲自大，對東方文化無知，言談態度不要孔子。
四、你有耶穌，我有孔子
上帝的福音到臨神州大地之最初兩個階段：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裡可溫，都是曇花一現，與中國文化互不相關。
第三階段：明清之間，天主教耶穌會士，以利瑪竇為首，激起了不少文化交流的火花。不過，隨著接觸深入，中西價值觀念的矛盾、衝突，就無可避免。教會內部神學與權勢的分歧，更使這些矛盾惡化。除了翻譯名義和曆法主權之外，祭祖祀孔，聖哲評價，君王地位種種問題，無一不成為衝突焦點。利瑪竇去世六年，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中國第一宗反基督教風潮爆發，即所謂「南京教案」。從此懷疑、抵制、反對、逼迫、仇恨…，不斷重演，直到近代。
清朝康熙大帝雄才大略，好學不倦，起初對聖經稍有涉獵和好感，不久就與梵蒂岡教宗間發生「禮儀之爭」。他死後，雍正帝下令禁教（一七二四），從此福音在中國又處於斷滅狀態，一百二十載。
鴉片戰爭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蜂湧而來的傳教士多不像馬禮遜、理雅各等尊重中國文化。他們忘記了耶穌的教訓，染上十九、二十世紀之間歐洲白種人那種驕傲自大。由輕視清政府而輕視整個東方文化。他們為不義之戰的勝利而歡欣，過分熱心於不擇手段的信仰征服。到冒充基督教的太平天國興起，有些西教士甚至以為洪秀全就是中國的君士坦丁。
也有虔誠嚴謹的西教士，只傳福音，不借助人間的炮火。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立和領導的內地會，就堅決拒絕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方便。他們以內陸的貧苦百姓為對像，樸實而直接地傳播福音。另外一批同樣熱心的傳教士：丁韙良、李提摩太、林樂知等，就以廣學會之類翻譯出版機構為基地，推進中國的維新運動與現代化；主張對中國文化尊重。
那時，西教士因有不平等條約賦予的治外法權，許多刁莠之民就投機入教，藉教會與洋人為護符，為非作歹。西教士牽涉的教案日多，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也愈甚。種種人類的軟弱與罪性，相激互勵，終於釀成二十世紀前，義和團和八國聯軍的大慘劇！
庚子拳變令人痛心疾首，辛丑和約使中國人受到損傷屈辱。十年之後，腐敗透頂的滿清政權連同三千年的君主專制同被推翻。革命黨人之中，自孫中山、陸皓東、史堅如以下，許多都是基督徒。孫先生倡導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明顯脫胎於美國林肯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理念，而這是充滿了聖經訊息的「葛提斯堡演說」末段的名句。不過，這個時期，民族主義是最大的力量。自尊、自強、民族復興，是飽受壓迫羞辱的中國人最大的內心力量。許多人由憤恨殖民帝國與經濟侵略，因而遷怒同樣由西方而來的基督教會「多一個基督徒，便少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句當時流行的看法，連中國哲學大師牟宗三到了晚年，二十世紀將盡時，還是這個看法。
牟宗三領導的新儒學人士，不像他們反對的共產黨那樣反宗教，不過同樣對基督教劃清界線。基於文化、歷史的關係，他們寧願親近佛教。牟宗三晚年所作《圓善論》有首收結的詩：「德福一致渾圓事，何勞上帝作主張？我今重宣最高善，稽首仲尼垂意章。」哲學大師的高見是：「道德」與「幸福」一致，這最高層次的「善」，孔子早已宣示了；作為中華文化的傳人，我們不需要西人的、基督教的上帝。許多富有民族自尊，特別是念文、史、哲的知識份子，都冷淡的說：「你有耶穌，我有孔子」。
五、既叛耶穌、亦棄孔子
牟宗三教授念高中、大學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的思想界風潮：崇科學、尚人文、反基督教。那時，西方自我主義（以個人的理性判斷一切，代替超越的上帝）、科學實證主義（認為一切知識、經驗都要通過科學）、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宇宙的第一性，物質之外沒有所謂靈）、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國際上的森林定律也是：強者後亡，弱者先絕。沒有愛）種種思潮，雜亂地湧進中國。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就認為：少年的新中國既不要佛教、道教的土迷信，更不要隨著戰艦大炮而來的洋迷信----基督教！
「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鴉片」，這是共產主義唯物論者的著名說法。一切人類價值理念都以經濟生活為基礎；生產力、生產關係決定了政治、道德、藝術等等上層建築，形成了不同階段，和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遞嬗，最後是消滅一切階級的共產世界，到那時，一切宗教也就歸於無有；因為天國已經在人間實現。馬克斯、恩格斯上述的書生之見，到了俄國革命家列寧手上，就變成一套政治策略。俄國是基督教東正教的大本營，於是查經班變成學習小組；認罪、告解變成坦白交心；少年團契變成共青團，各級主教變成各級幹部。有些大陸封閉了幾十年的朋友，初到外邊教會就說：「唉！都跟我們在黨裡學習一樣，還有唱歌。」這話應該掉轉講。是的，許多地方都相似，不似的只有核心。
共產黨的手隨著十月革命成功，推展向全世界。一九二一年西方色彩最濃的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有神與無神、創造與進化、崇黨與唯物、基督福音與共產黨，一切核心觀念都相反，無可妥協。說可以調和的，不是身份不明，就是頭腦不清。一九二二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召開國際大會於當初由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所建立的清華大學，而由國立京師大學堂蛻變成的北京大學，學生們就發起「非基督教大同盟」來對抗。組織者的影響何來？當然可以用常識判斷了。
中華大地文化悠長而深厚，任何外來思想信仰，都難免受激盪、同化。最重要的例子就是佛教，不過佛教也要經歷千多年的和平融合。基督教兩千年來，卻已經有了嚴密的西方架構和濃烈的西方色彩，而西方文化又與中國如此殊異。中國從古自視為「天下」，以君王為「天子」，以「政治」統轄「宗教」，以不斷改裝、利用的孔子為文化偶像；而發達於西方的基督教，與起於西方而又反西方的共產主義運動，卻同樣是以全人類為對象的統攝性信仰。這樣，東、西，新、舊，中國的人心可以說混亂複雜到極點了。
從首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之後不久，西方教會又發生了神學的分裂。向流行科學讓步的，放棄了「道成肉身」、「復活升天」種種神跡信仰，視之為比喻，著重於社會事工，稱為「自由派」、「新派」；而堅信聖經無誤，持守正統信仰者，稱為「福音派」、「基要派」，兩者的矛盾、紛爭也傳到了中國。許多學生運動、青年會等活躍分子，後來都變成中共的地下黨員或者同路人。湯清在《基督教百年史》說得好：「當時一些知識份子大都以陞官發財為目的，以『革命'為時髦。既沒有超自然、超物質的信仰，更沒有從這種信仰所產生的道德力量、犧牲服務的精神、明智的眼光，安得不墜入那有主義、有訓練、有組織、善宣傳，為爭取政權肯犧牲的少數野心家之手？耶穌說：『瞎子豈能領瞎子？兩個人不是都要掉在坑裡麼？'」（路加福音六39）
四十年代末期，神州大陸天翻地覆。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政之後，實施毛澤東「矛盾論」的戰略----拉攏、馴服次要矛盾，打擊、消滅主要矛盾；對抱有幻想或其他目的而靠攏的教會領袖給予權位，利用他們孤立、打擊福音信仰的堅持者。韓戰發生，中共與西方世界兵戎相見，更加攻擊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工具，驅逐所有西教士出境，關閉所有基督教學府。以吳耀宗、丁扁訓等主持三自教會，查緝、禁制地下家庭教會。著名傳道人王明道、倪柝聲等被囚下獄。中共許多作為都反對中國傳統，賤詆儒家不遺餘力，而「以政統教」卻比傳統嚴厲得多，可說是「既叛耶穌，亦棄孔子」。
六、幸有耶穌，成全孔子
建設社會、維持世界的原動力是人間之愛。愛從何來？基督教信仰，是超越而外在的上帝；孔孟學說，是每個人的內心；宋明理學家和現代新儒家，又吸收了佛教的講法，以人心為超越內在的本體。不管如何，相信人心，或者更相信上帝，人類的道德行為才不會是無源之水。
共產主義起於西方而又反西方的崇神尚智，中共長期詆毀「唯心」，醜化儒學，矮化孔子，國民的道德又靠什麼作為根本呢？
孔子儒學當然絕不完美：沒有真正的辦法防範與制裁最高層的權力，就是他致命的弱點。這個致命弱點在不信孔子，更不信耶穌，而又在全國黨政軍教權力一把抓的超級領袖人物身上發作，就毒流天下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中共自己承認的十年浩劫，是中國人由不拜真神錯拜假神，而至受苦受難的高峰。半世紀以來，在政治壓力之下，基督徒從五十年代初期的八九十萬，到二十世紀結束時接近一億，難怪連壓迫信仰者也驚詫：基督教好像不會爆破的皮球，你越打擊它，它就彈得越高。
文革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是另一種拜假神的風氣：一切向錢看。隨著改革開放而帶來的經濟、生活提升，以及由外間洪水般湧入的新資訊，人民富了，就自然想提升生活素質，提高文化，於是，一棒打死說過去是封建，一筆抹煞說西方是腐朽這類愚民政策，隨著古籍的重印，電視、電腦的流行，而徹底破產。憂國憂民，敢說敢想的人會反省：
經過一場又一場折騰，為什麼還是念過四書五經的人多一分淳厚，在所謂新文化中長大的人，反而更涼薄？
五千年的文化，諸子、佛教的智慧，為什麼始終制衡不了皇帝極權，以致人們「伴君如伴虎」？
民主、科學、法治、人權都遙遙領前的國家，為什麼都以基督教為普遍信仰？
中國傳統的「以人為本」、「以政領教」、「以君為尊」、「崇信自力」是否都要重新檢討？
人性真的善良嗎？共產黨員真的是特殊材料所造嗎？
人性為什麼如此不可靠呢？對此，聖經的回答是：我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馬太福音廿六41；羅馬書七18）
孔子之教，以仁為中心，仁就是愛，不過沒有上帝之愛作為根源，愛的力量就很早枯竭。更嚴重的，屬世之愛一定被邪情私慾混入變質，成了利己損人、黨同伐異的工具。酸風妒雨的男女之愛、「械鬥」不休的宗族鄉黨之愛、納粹黨式的國家民族之愛，都是例子。
孔子認為：實踐仁愛，應當從「家」開始。所以說：孝悌為人之本。移孝作忠，化悌為敬，就可以由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這是千百年來孔子之徒的一貫理想。沒有孤立的個人，個人都屬於家。家是社會，天下的縮影。問題是：
第一，一姓一家的觀念太強，愛就不容易推展到家族以外。結果只是將人間的怨仇、憎恨從「個人」，擴大到族群之間而已。
第二，一家一族之內，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就是小皇帝，即使賢能，因為無所制衡，必然權力中毒。
第三，慈父不一定獲得孝子，忠臣更往往遇上了昏君庸主。所以，儒者所標舉的「修身」、「齊家」、「治國」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更不要說「平天下」了。
人的軟弱，再加上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一夫多妻等等惡習陋俗，交織糾纏在家庭宗族的大渾水，小圈子裡，問題必然叢生。俗語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難怪許多人拿中文「家」字的意、形慨歎：真是家者「枷」也，又大又沉重的一個蓋子下面，一頭蠢豬！在古代，這個孔子解決不了的問題，除了自盡之外，「出家逃禪」是最普遍的出路；如今，聽到了福音，我們應該知道，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穌那裡。
聖經一方面說：「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對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總要清清潔潔的．．．在自己家中學習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喜悅的。」因為「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方面說：「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聽來好像矛盾，其實是一貫的。因信上帝而有真正的愛心，於是就有相應的行為表現。不過，這是「第二個誡命」，一定要以「第一個誡命」為大前提，就是「盡心、盡意、盡性、盡力愛主我們的上帝」。無論忠於國家，孝於父母，慈於兒女都要是「在主裡的」愛。這就是基督之道勝過，並且成全孔子之道。（經文順次：約翰壹書四20；提摩太前書五1至4，三15；路加福音十四26；馬太福音廿二37至40；以弗所書六1至4）
回到文首的比喻，中國人幾千年來，就像房中小鳥，隨著能力稍強的鳥亂飛亂撞，頭破額裂。究竟通天之路在哪裡呢？上帝早有憐憫，基督耶穌降世，神成為人，讓我們能認同，跟隨。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耶穌基督就是世人，是中國人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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